打破垄断循环——系统性变革的杠杆点和干预措施

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问题已引起全球关注。这些公司不仅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还影响着创新和消费者的选择。互联网作为现代生活的核心，加剧了这些垄断的影响，对从个人隐私到商业竞争等多个领域提出了挑战。垄断限制了市场竞争、扼杀了创新、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使其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战略加以解决。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找出核心问题和干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任务（Rittel 和 Webber 159）。可视化工具有助于理解这些复杂系统。

通过绘制 Gigamap 地图（见图 1），本文揭示了大型科技公司垄断背后的触发因素——如知识产权保护、早期市场进入和资本积累——及其反馈循环。文章讨论了如何通过改变规则和目标来促进短期和长期的变革。

垄断背后的正反馈循环

正反馈循环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变化会引发另一个类似的变化，从而扩大原有的影响（Dubberly 和 Pangaro 28）。在技术垄断的情况下，这些循环表现为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控制策略。

例如，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早期市场优势积累资本。然后，这些资本被投入到产品开发、市场拓展以及知识产权的获取和保护中，以保持技术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会吸引更多用户，增加公司的数据资源。这些资源被用来提升产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用户，提高市场份额和控制力。

正反馈还体现在客户忠诚度和品牌影响力上。科技巨头很早就进入市场，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和用户基础，提高了客户忠诚度。这就提高了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门槛，他们不得不与产品质量和已建立的品牌声誉抗衡。这不仅加强了大公司的垄断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削弱新竞争者的市场竞争力。

反思与系统思维的原则

认识到资本主义在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以及导致市场垄断和相关问题方面的双重作用，对于深刻理解形势至关重要。然而，在面对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时，我们应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选择，而寻求双赢策略，创造性地利用不同观点之间的张力（Ryan 6）。因此，在寻求解决市场垄断问题的策略时，不是要放弃资本主义和转向社会主义，而是要探索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条道路既要保持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创新动力，又要巧妙地设计能够减轻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制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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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迅速的策略：改变系统规则

要解决科技巨头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迅速有效的方法是改变系统规则，特别是加强“数据可携带性”和“互操作性”。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等措施旨在使市场更加公平、更具竞争力，使用户能够根据产品质量、可持续性或其他考虑因素选择服务（《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数据可移植性允许用户将个人资料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从而减少对单一平台的依赖。另一方面，互操作性保证了不同服务和平台之间的无缝整合，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从而促进更广泛的竞争。

虽然规则的改变代表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能迅速引起明显的反应，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改变可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垄断市场现象。这是因为大型科技公司往往会发现新的方法来适应或规避这些变化，从而继续维持其市场主导地位（Lomas）。例如，它们可能会开发出规避这些政策的算法，或提高服务质量以增强品牌忠诚度。当苹果公司颁布响应《欧盟数字市场法案》“侧载”要求的方案时，它通过制定特定的机制和收费规则，从根本上限制了通过其他渠道发布应用程序的开发者的利益，间接地维护了自己的市场地位（“Apple Announces Changes”；Perez）。此外，大公司可以用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来吸引用户（Leachman 和 Scheibenreif），即使数据可移植性增强，用户也可能不愿意转换平台（Kranz et al. 597）。公司还可以通过调整内部结构（如创建独立子公司）来保留对目标实体的控制权，从而在表面上遵守规则，在实际上保持控制权。

企业的这种战略适应性反映了控制论的一个核心模型——正反馈循环，即行动与变化相互影响的闭环关系，旨在实现系统目标（Dubberly and Pangaro 36）。因此，如果不改变正反馈循环的结构，仅仅改变规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问题（见图 3）。

更可持续的战略：改变系统的结构和目标

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科技巨头带来的垄断问题，除了调整规则之外，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结构和目标。系统思维理论家 Donella Meadows 认为，提高系统的自我组织能力和改变其目标是比单纯调整规则更有效的干预方法（Meadows 1999）。这种深刻的变革旨在打破当前的垄断格局，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同时确保社会福利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改变影响系统结构的力量

这一层面的杠杆点强调了系统内部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突出了系统的力量源于其结构的组织方式。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创新和自我组织来实现，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系统。因此，可以设想以下具体措施。

建立灵活的监管框架。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速度往往会超过监管机制（“Regulating What Comes Next”），因此有必要转变有关新兴技术挑战的决策和管理模式（OECD 2021）。建立一个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的监管框架，既能限制资本过度集中，又不会扼杀创新。

开发区分商业类型的模型。通过引入营业额和用户量等因素，可以创建用于确定业务指标（如规模）的模型，从而为不同业务的分级提供依据。这些分级将定期重新评估，以反映最新情况。分级制度为实施差异化政策奠定了基础，并具有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同样，法国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了全球累进财富税制度，以帮助减少不平等现象，防止多数财富被少数人控制（Piketty）。

重新定义累积资本的分配。资本积累是正反馈循环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没有过早进入市场的新兴企业至关重要。对于被归类为大型科技公司的企业，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本投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型科技公司。从技术上讲，这将由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改变累积资本的流向可以削弱正反馈循环的强度，从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

促进开放式创新和共享经济。开放式创新具有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的巨大潜力，其信念是传播知识并与利益攸关方合作，为所有相关方带来双赢结果（Camilleri et al. 4485-4486）。通过政策和激励措施鼓励企业、研究机构和个人分享知识和技术，可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协作创新。

改变系统目标

《国富论》中提到，无节制的自由市场会导致财富集中（Smith）。正如 Gigamap 地图所揭示的，垄断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本积累”，由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大公司驱动，直接助长了资本集中和市场力量失衡。然而，经济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提高国家的整体福利，而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Smith）。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新调整企业和经济体系的目标，使其朝着更广泛的社会福利、环境可持续性、隐私保护和长期经济健康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企业决策需要考虑其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长期影响，而不是只关注短期的经济回报。因此，可以设想以下具体措施。

通过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改变目标。传统企业模式强调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往往导致竞争受抑制和市场垄断，而促进竞争被广泛认为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最佳政策（Davis and Orhangazi 6）。相比之下，合作社和社会企业等商业模式更注重社会福利和可持续发展（NCBA CLUSA）。合作社不将决策权与资本所有权挂钩，而是根据成员资格授予决策权（Billiet 等人）。这些模式通过其商业运作直接反映社会和环境目标，从而为市场引入多样性，并有可能打破由资本积累驱动的正反馈循环。为实施这一方法，政府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创业资金和优惠采购政策来鼓励这些商业模式的发展。此外，提高公众意识也至关重要。教育并宣传合作社和社会企业的价值可以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对这类企业的支持。最后，有必要建立支持网络。例如，建立专门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为社会企业和合作社提供必要的资源、培训和网络，可以帮助它们发展壮大。

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鼓励企业超越法律要求，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提供公平的工作条件、保护隐私和限制过度的数据收集，以及支持社区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还能通过建立更紧密的社区联系和消费者信任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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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层次的社会变革

若要在更久远的时间范围内解决大型科技公司带来的垄断问题，则有必要考虑第二层次（系统产生的思维模式或范式）和第一层次（超越范式的力量）杠杆点的策略（Meadows 1999）。这些层面的转型要求我们大胆质疑和重新定义“成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

这种深刻的变革既复杂又具有挑战性，需要跨学科研究、公民参与和决策者的勇气。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迈向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和包容的未来。

结论

要解决技术垄断问题，必须立即改变规则并进行长期的系统改革，以促进公平竞争和创新。这种平衡兼顾的方法旨在建立一个惠及所有人的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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